提起杨澜，很多人都说她太幸运了。从著名节目主持人到制片人，从传媒界到商界，她一次次成功实现了她人生的转型。杨澜是幸运的，但这种幸运，并非是人人都有，也不是人人都能驾御的。它需要睿智的眼光、独到的操控能力，是职业经历累积到一定程度厚积薄发而来。就像杨澜自己说的那样：“一次幸运并不可能带给一个人一辈子好运，人生还需要你自己来规划。”

第一次转型：央视节目主持人

在成为央视节目主持人以前，杨澜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名大学生，还是一个有些缺乏自信的女生，甚至曾因为听力课听不懂而特别沮丧。直到后来听力水平提高了，才逐渐恢复了自信。她说：“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。”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杨澜后来的成功。勤勉努力的她，不仅大胆直率，看问题也通常有自己独特的视角。

1990年2月，中央电视台《正大综艺》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主持人。杨澜以其自然清新的风格、镇定大方的台风及出众的才气逐渐脱颖而出。但是，由于她长得不是太漂亮，在第六次试镜时还只是在“被考虑范围之列”。杨澜知道后，就反问导演：“为什么非得只找一个女主持人，是不是一出场就是给男主持人做陪衬的？其实女性也可以很有头脑，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个机会的话，自己就希望做一个的聪明主持人。”“我不是很漂亮，但我很有气质。”就是因为杨澜这些话，彻底打动了导演。毕业后，杨澜正式成为《正大综艺》的节目主持人。直到现在，杨澜也一直坚持主持人不一定非得漂亮，女人的头脑更重要。

进入央视后，杨澜终于感觉到，这次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，做传媒就是她喜欢的事情。靠着自身的实力与魅力，杨澜获得了“十佳”电视节目主持人、金话筒奖等。这是很多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知名度和注意力，也彻底改变了她未来的人生道路。

四年央视主持人的职业生涯，不仅开阔了杨澜的眼界，更确立了她未来的发展方向：做一名真正的传媒人。

但渐渐地，杨澜对这种重复性工作开始有点儿厌烦了。也许是一切来得太容易了，也许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更多的事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开始觉得有点虚：“一开始央视让我一下子进入一个殿堂，但是我往下一看，空空如也，下边的基础都不是我自己建起来的，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赋予你支持，我觉得特别不踏实，所以我得自己从下边垒砖头慢慢起来，这样才会踏实。”

第二次转型：美国留学生

1994年，当人们还惊叹于杨澜在主持方面的成就时，她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：辞去央视的工作，去美国留学。

在事业最明亮的时候选择激流勇退，这就意味着她要放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触手可得的美好未来。但资助她留学的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先生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觉得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。”这给杨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26岁的时候，杨澜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就读国际传媒专业。在异国他乡的生活，比想象中的还要艰苦。有一次，杨澜写论文写到半夜两点钟，好不容易敲完了，没有来得及存盘，电脑就死机了。杨澜当时就哭了，觉得第二天肯定交不了了。宿舍周围很安静，除了自己的哭声，只有宿舍管道里的老鼠在爬来爬去。但最后，她还是擦干眼泪，把论文完成了。谈起这段生活，杨澜说：“有些人遇到的苦难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儿，但我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别人少，因为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，需要经历的磨难委屈，一样儿也少不了”。

虽然如此，但这段生活给杨澜带来的收获要远远比磨难多。她的视野开阔了许多，更亲身接触到了许多成功的传媒人和先进的传媒理念。

业余时间，她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《杨澜视线》——一个关于美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，这是杨澜第一次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。她同时担当策划、制片、撰稿和主持的角色，实现了自己从最底层“垒砖头”的想法。40集的《杨澜视线》发行到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，杨澜借此实现了从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才的过渡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期间，她认识了先生吴征。作为事业和生活上的伙伴，在为她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和事业空间方面，吴征可以说居功至伟。他总是鼓励杨澜尝试新的东西：宁可在尝试中失败，也不能在保守中成功！正是吴征的帮助，使得杨澜未来的道路越走越宽.

第三次转型：凤凰卫视主持人

1997年回国后，杨澜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。当时，凤凰卫视中文台刚刚成立，杨澜便加盟其中。1998年1月，《杨澜工作室》正式开播。

凤凰卫视的两年，在杨澜的职业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。她不仅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和资本，也同时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。

在凤凰卫视，杨澜不只是主持人，还是《杨澜工作室》的当家人，自己做选题，自己负责预算，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，她都必须精打细算。这种经济上的拮据，对杨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，使她知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，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。

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，杨澜一共采访了120多位名人。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也构成了杨澜未来职业发展的一部分，不少人在节目之后仍和她仍保持密切的联系。这种联系除了会给杨澜带来一些具体的帮助之外，精神上的获益也不可忽视。同时，与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嘉宾交流，也让她的信息量获得极大的丰富。

两年后，杨澜已经有了质的变化。她拥有了世界级的知名度、多年的传媒工作经验，以及重量级的名人关系资源，对于她而言，进军商界显然所欠缺的只是资本而已。而吴征，正是深谙资本运作的高手。

第四次转型：阳光卫视的当家人

1999年10月，杨澜辞去了凤凰卫视的工作。从凤凰卫视退出之后，杨澜曾一度沉寂。2000年3月，她突然之间收购了良记集团，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，成功地借壳上市，准备打造一个阳光文化的传媒帝国。

由电视界转向商界，对于这次转变，杨澜表示，她投身商界不是简单的为了赚钱，还为了实现她过去不能实现的媒体理念。

与大多数商人的低调不同，杨澜选择了始终站在阳光卫视的前面。在报刊杂志网站上，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杨澜的报道。她从一个做传媒出来的人变成了一个传媒名人。这种对传媒资源运用的驾轻就熟，使得她的阳光卫视一出生就有了许多优势。

但杨澜创业不久，就遇到了全球经济不景气，杨澜立刻感觉到了压力。她几乎天天都想着公司的经营。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，杨澜将公司的成本锐减了差不多一半，并逐渐剥离了亏损严重的卫星电视与香港报纸出版业务，同时她还将自己的工资减了40%。

2001年夏，杨澜作为北京申奥的“形象大使”参加了在莫斯科成功申奥的活动。同年，她的“阳光文化”接手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——新浪网，开创了网络和电视相结合的时代，又与四通合作成立“阳光四通”，开始进军网络业和IT业。

这一切都给公司所有员工带来了信心。终于，阳光文化在截止2004年3月31日的2003财政年度中取得了盈利，摆脱了近两年的亏损。之后，阳光文化正式更名为阳光体育，杨澜同时宣布辞去董事局主席的职务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化电视节目的制作中。

万变不离其宗

由央视的名主持到远涉重洋的学子，再到凤凰卫视的名牌主持，最后到阳光卫视的当家人，杨澜的角色在不断地变化。而以一位文化经营商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，则是杨澜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角色转换。

但正所谓“万变不离其宗”。无论如何转、如何变，杨澜始终把自己定为“传媒人”，聪慧的她很清楚自己就是这块料，所以从没有偏离做媒体这个大方向。而她的变化就在于她制定的目标层次一直在提高。

杨澜在她的《凭海临风》一书中，曾写到了乘热气球的经历。热气球的操作员能做的只是调整气球的高度以捕捉不同的风向，而气球的具体航线和落点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这正是乘坐热气球的魅力所在：有控制的可能性，又保留了不确定性，所以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都来得刺激。“其实人生的乐趣也是如此，全在这定与不定之间。”杨澜这样认为。

杨澜亿万财富背后故事

杨澜对得起观众，作为主持人和电视节目制作人，奉献了无数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。杨澜更对得起自己，短短十几年，从一个平凡的女大学生跃升为拥有亿万财富和影响力的知名人物。而杨澜在资本市场上的隐秘路径，更使她在公司业绩几乎不增长、股民深度被套的条件下，迅速步入了亿万富翁的行列。

近来，替代阳光文化成为杨澜夫妇资本运营平台的阳光媒体投资异常活跃。什么1650万美元入股国际广播有限公司1/4股权、什么收购美国著名娱乐周报《今日娱乐》100%股份、什么与联想集团合资组建阳光365、什么1亿美元购世界第三大手机游戏商Upstart……风头远超李嘉诚、默多克！夫妇俩还宣布捐献阳光媒体投资51%的权益，并因此位列胡润慈善榜前茅。只是，夫妇俩多年来的实际行动，使这些本当让人肃然起敬的新闻听起来有些八卦。

借壳良记

1996年，杨澜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，成为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。辗转了几家电视台之后，虽然没能再现《正大综艺》的辉煌但也不算令人失望。沿这条路走下去，她也许会名垂中国电视史。但是，杨澜的改嫁却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。

杨澜的转变源于她的第二任夫君--已经移民海外的吴征。那时，吴征已经在资本市场获取了足够的经验、人脉，在金钱方面也小有斩获，缺的仅仅是一个机会。而杨澜就是上天赐给他的机会！

吴征、杨澜的资本之旅始自良记建筑，这是一家连年亏损的香港主板上市公司。1997～1998财年亏损4629万港元，1998～1999财年亏损2371万港元，当时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吴桂行、李玉山、张家龙等共占有28.85%。既然良记已经回天无术，大股东当然会为自己安排退路--卖壳，而买下这个壳正好成为杨澜夫妇杀入资本市场的捷径。

良记的几位旧主也不是善良之辈，走之前还要在这家连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再捞一把。1999年12月，良记发售了面值为1122万港元的可赎回可转换票据。受让方不到两周，即以6分钱每股的单价将448.8万港元的票据转换为7480万股股票，并仍持有673.2万港元票据。一个月之后，这募来的1000多万港元成为良记领头人吴桂行、李玉山的解职补偿(每人600万港元)。

2000年1月，良记宣布发行30亿普通股和13亿优先股，此时每股仅定价0.02港元(交易前，上市公司已发行股票约有10亿股、而10日均价为0.13港元)，总代价为现金8600万港元。杨澜联合高振顺(彼为吴征在亚视工作期间结识的壳买卖高手)，一举拿下了这家上市公司74.8%的股权(不包括优先股)。吴、李、张三位原大股东持股被摊到7.2%，杨澜被委任为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，据推算杨澜夫妇付出的现金代价不到4000万港元。

2000年4月19日，良记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。文化、网络、电视一串光环，配上杨澜这个画龙点睛的名字，让香港股民产生无限的幻想，股价一路上扬。2000年6月前10个交易日均价已达0.27港元。三个月前杨澜以2分钱单价获得的股票总值已达4.4亿港元，杨澜从此晋身亿万富婆行列并保持封号至今。

点评

43亿股2分钱的低价股对10亿旧股的稀释程度惊人，原来的大股东或会得到不为人知的报答，小股民只有自认倒霉了。杨澜夫妇拿出的不到4000万港元应该是他们尽最大努力可以拼凑的数目。即使是这样，还得让高振顺这个牵线人提供大笔资金，这也说明了吴、杨当时的财力有限。

杨澜夫妇进入上市公司的路径是值得推敲，但如果好好经营这家上市公司，还是有可能为股民带来丰厚回报的。可惜，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。

良记的后母

杨澜夫妇执掌的这家上市公司与众不同之处在于：不断增发股票和以股票为代价进行并购。套用一句当代都市流行语：阳光文化不是宣布并购就是在并购的路上。

2000年6月，阳光文化以2400万港元，并购了一间名为上海新文化的广播电视制作公司48%股权(间接)，以6000万股支付。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普通股已达49亿股。2000年7月18日，杨澜参股的GlobalFrequent(简称GF)宣布减持3亿股、单价0.29港元、套现8700万港元。同时，阳光文化向GF定向增发3亿股。这种曲线增发纯粹是为操作上的方便：只要不在禁售期，大股东减持只需披露既可，而上市公司向大股东定向增发手续简便，既可维持控股地位，又能消除市场疑虑。令人吃惊的是四天后的22日，上市公司再次以相同的方式增发了4.44亿股、圈钱1.2亿港元。这样频繁的增发极为鲜见，好在股民的信心还在，股价大体维持在两三毛之间。

八、九月份，上市公司频繁地发出股价及交投量不寻常波动，本公司并不知悉该等上升的任何原因这种公告。一片混乱中，杨澜参股的GF减持了6.72亿股，套现金额约2亿港元。杨澜、高振顺两人各自分得多少现金外人无从知晓。但从杨澜宣布持有GF股权由55%升到87.11%这一点推断，高振顺分得其中的大头，当然，杨澜的所得料也超过当初投入。

良记易主后第一次公布的半年业绩报告(截至2000年9月30日)显示，营业收入仅为上年同期的一半，营业亏损放大到827%、达到创纪录的6300万港元，已发行股票却从不到10亿股变成了70多亿(包括优先股)。易主后第一个财年(截止到2001年3月31日)，媒体相关业务收入不到6000万港元。

2001年3月，八个月前连续曲线增发圈的2亿港元不够用了，再增发恐怕市场不会买账，只好以12亿可赎回可换股债券融来1600万美元。8月，股价已跌破1角，杨澜身价缩水大半。9月，阳光文化以6000万港元收购CapitalChannel，代价为5亿新股。从公布的资料看，被收购公司的价值极难判断--拥有权益及权利或以其他方式涉及的项目(主要是4万小时的电视纪录片和专辑)；12月，以单价1角发售6.73亿新股，圈钱6730万港元；2002年2月，以4500万港元收购一家台湾公司SEC60%权益，以3000万港元现金(刚到手的现金又被掏空了一半)和1亿代价股支付；10月，发售9.4亿新股筹集5640万港元；12月，以3000万港元代价股收购汗音(台湾企业，年利润84万港元)；但更大的收购则发生在年底，发行15.48亿新股收购成报55%权益，交易后阳光文化已发行股本达132亿股。

阳光文化的转型并不顺利，而整合并购澳门旅游卫视、台湾卫星娱乐、片库(4万小时)、渠道(京文娱乐)打造的跨媒体平台更非一日之功。2002年4月，吴征与贝塔斯曼秘密谈判了8个月后，达成共建地跨大中华、横跨多媒体之现代传媒企业的宏伟计划。由于贝塔斯曼CEO米德霍夫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辞职，3.5亿多美元的合作项目告吹。没有贝塔斯曼这样真正的巨头加盟，阳光文化的跨媒体平台虽然合纵连横，还只是一个弱势媒体联盟。

这期间，增发股票成为维持上市公司运营和对外并购的不二法门。三年间，香港股民为阳光文化买单6个亿。而传说中的传媒业务只产生了2.47亿港元的销售额(2000年没有，2001、2002年分别为5700万港元和1.9亿港元)。上市公司三年间累计亏了2.33亿港元！

阳光文化跨媒体传媒的伟大构想概念曾让香港股民热血沸腾。最终，阳光文化已发行股票从不到10亿股蹿到130亿股，股民手里落下的是只值几分钱的仙股(以分计价的股票)。

点评

某著名经济学家曾把管理公司比喻为带孩子：以浙商为代表的私营企业是所有者亲自带，孩子成长得最好；请职业经理人则是由保姆带，好坏就说不准了。按这个思路，上市公司的控制人兼大股东则相当于后母。不是亲娘(只有部分权益)但胜于保姆(毕竟是股东)。

三年时间不算短，杨澜夫妇打理业务的能力有目共睹。其间股票的海量增发和暴跌史，就是股民的血泪史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杨澜不是良记的好后母！杨澜的魅力加吴征的财技成了香港小股民的噩梦！

不可否认，杨澜那段时间也付出过辛劳。但维持上市公司运营和使杨、吴发达的毕竟还是股民的付出。真是借壳真奇妙，股票换钞票！

杨澜：财富无法换来爱与尊贵

我觉得财富带来最大的好处是让你有不做自己不喜欢事情的权利,从这一点来说，财富是非常值得拥有的；但如果想用财富去换得人性当中的爱、尊贵——你是买不到的，那些还需要你付出你的心，你的爱，去获取。

记者：女人是否该建立自己的财富目标？

杨澜：我认为女人应该有基本的财富保障。经济独立很重要，就算选择做家庭主妇，也要给自己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，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。曾有个资料表明，女性创业大多数都和爱好有关而不是纯粹的金钱目标，这是和男性大不相同的。至于你未来会有多少财富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记者：您认为未来中国，哪些行业更适合女性？

杨澜：服务性的行业特别适合女性，它对人际交往、协调、沟通能力要求比较高，像传媒领域，现在主要的从业者都是女性，还有艺术、保险、银行、咨询、律师，生活类设计师，以及基于网络的很多小的产业，它不一定要求有大的投资，但需要有创意、有坚韧、细致入微的工作精神，这是女性更擅长的。

记者：成为财富女人的必要前提是什么？

杨澜：我不建议女性一定要把财富作为追求的目标，但是有以下这些素质的女人容易获得财富上的成功：她应该有财富规划的观念，摒弃女性在创业时更容易出现的患得患失，要像男性一样有开拓勇气，敢于冒险；还有，协调能力很强的女人容易成功。现代社会，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协调各种资源的过程，这时你与人沟通的能力，说服别人表达自己的能力都很重要。

记者：如果把财富圈比作一个俱乐部，在这个俱乐部里，女性是否真的实现了和男人平起平坐？

杨澜：在中国，女性就业普遍比西方国家发达，但高层管理层的女性比例仍然是非常少的。女人们倒不一定会感觉有明显的歧视，但你需要证明自己。比如说，一个男人获得某种事业的成功后，其他男人就觉得：可以跟他做生意了；但一个女人往往需要几件事来证明自己：你的诚信，你的能力，你的各个方面的才华。相对来说女性付出的要比男性更多。

记者：介绍几本对您影响很大的书和杂志？

杨澜：我非常喜欢看人物传记类的书籍。比如，《戴高乐自传》里面讲到他和他的智障女儿的情感，很感人；还有希拉里那本《亲历历史：希拉里回忆录》；说到杂志，我比较喜欢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、《时代周刊》、《亚洲周刊》。

记者：您的奢侈品观念是什么？

杨澜：奢侈品要买经典的，尤其是基本款，非常值得。另外，都市里的女性，到了30岁，应该有一两件真的首饰，比如说小的钻石耳钉啊，一条珍珠项链啊，会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乐趣。

记者：财富的气质是什么？

杨澜：这个没有性别特征，更不是千篇一律，财富可能造就出来一个像宋美龄一样的气质，也可能打造出来一个全身钻石俗不可耐的人，财富一定要在你的个性上才能发挥不同的化学作用。俗话说三代出一个贵族，那就是财富和教养的不断延续，包括修养和视野。

记者：财富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反过来呢？

杨澜：如果有人因为自己拥有了财富，选择爱人的标准都会发生转变，那我认为这样的人还不成熟。因为你寻找一份爱情，首先是看两性相互的吸引，某种气质或性格、某种内心的交流，钱是不会单独让人产生爱情的，如果说一个男人在有财富之前和有财富之后爱的是不同的女人，我只能说他非常不成熟，因为真正适合你的女人其实就是一种。

记者：财富可以让女人性感吗？

杨澜：不必然。女人的性感首先是她有一种自信，有一种内在的东西，外在的东西只是去提升或烘托；就像性感并不意味着越穿越少一样，财富本身也不能带来这东西。

记者：有一种说法，在西方，富人更注重通过慈善来回馈社会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，而中国就比较少，你认为这是因为东西方人对财富的观念不同吗？

杨澜：我的观点是：只要人们做好事就应该得到鼓励，哪怕他的目的是为了出风头；现在中国不是做好事的人多了，而是太少了。通过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，我能够更切身的感到现在制度的缺失；前一阵我把我在雅典奥运会火炬接力上的火炬拍卖了4万块钱，帮助深圳一位患了关节僵死症的病人完成他最后一项手术——他因为你的帮助他站起来了，能自理自己的生活了，那你每次想这件事都觉得挺高兴。我鼓励大家都来获得这种快乐。